当户籍证明与被告人供述的年龄出现矛盾，且涉及被告人刑事责任年龄时，应当收集其他证据，以确定被告人的真实年龄一般情况下，户籍证明能够反映被告人的真实年龄，但也不是绝对的。实践中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户籍证明登记的时问有时并非犯罪嫌疑人的真实出生日期。尤其是部分农村地区．户籍登记制度未能严格执行，有的往往根据家长或亲属的口述随意填报年龄，有的出生若干年后才申报，有的填写的是农历的时间等。这些问题给我们认定被告人的真实年龄带来相当大的困难。为此，如果被告方对侦查机关收集的户籍证明提出异议，声称自己作案时实际年龄不满14周岁、不满16周岁或不满18周岁时，或者审判机关发现犯罪嫌疑人作案时年龄可能与证明不符，可能影响对被告人定罪量刑（特别是涉及死刑）时，就要注意收集其他能够证明其年龄的有效证明材料，而不能简单地以户籍证明来认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年龄。这些证据材料包括：

1．书证。主要包括出生证明、医院分娩记录、计生办证明、学籍证明、家谱族谱等，这些材料反映出生情况的原始记 录信息，往往能够有效证明被告人年龄。在使用上述书证时要注意：一方面，应坚持“原始书证规则”，调取、查阅其原始登记材料；另一方面，一般来说，这类书证形成时间越早，可信程度就越高，证明价值也就越大。

2．证人证言。是指被告人的父母、亲戚、朋友、邻居、接生员等证人就其出生、年龄等情况所作的证词。在具体判断证言的证明价值时需要考虑以下两个问题：一是证人是否为关系人；二是证人本身的感知、记忆和表达能力。

3．骨龄鉴定。尽管2000年2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《关于“骨龄鉴定”能否作为确定刑事责任年龄证据使用的批复》指出：“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、住址，年龄不明的，可以委托进行骨龄鉴定或其他科学鉴定，经审查，鉴定结论能够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的，可以作为判断犯罪嫌疑人年龄的证据使用。”然而，需要注意的是，由于受个体生长等各种客观条件的影响，生物年龄与实际的生活年龄并不完全一致。为此，不能把骨龄鉴定作为认定年龄的唯一证据，尤其是对涉及刑事责任年龄14周岁、16周岁、18周岁“临界点”的案件，如果被告人到案时间与作案时间间隔较长，根据到案后作的骨龄鉴定来推断其作案时的年龄，准确率不会很高。尤其是被告人辩解的出生日期与户籍证明载明的出生日期间隔极短，甚至只相差几天的情况下，骨龄鉴定结论就基本没有意义，难以解决被告人出生日期的认定问题。因此，在认定犯罪嫌疑人年龄时必须十分慎重，通常只将骨龄鉴定结论作为参考性证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