算法服务商已经知道客户实施网络诈骗，仍为诱骗付款优化转化模型，仅以技术可以用于合法业务为由，难以排除刑事责任。审查仍须落实到具体人员：何时知道犯罪用途，之后交付了什么，是否参与诈骗分工。应及时停止相关帮助，保存需求工单、模型版本和部署记录，再依证据区分帮信犯罪与诈骗共同犯罪，不能凭技术岗位名称直接定罪。

“转化”所指的业务结果，需要先解释清楚

以佛山服务家电制造、工业设备企业的算法团队为例，假设团队原来为客户筛选有效采购线索，后来承接一项线上营销业务。客户起初称目标是提高咨询成交率，后续工单却显示，所谓成交是让用户向虚假投资项目付款。项目负责人收到明确涉诈信息后，仍安排工程师根据付款反馈迭代模型。这是假设情景，用来说明同一种评分技术在不同用途下的责任变化，并非当地已发生案件。

“转化率”只是统计指标。预约设备演示、提交真实采购订单、向虚假项目付款，可能都被客户后台记为转化。审查时需要查看指标定义、业务页面和数据标签的来源。只看一份写着“提高转化”的合同，很难说明技术究竟帮助了什么行为；只看到转化率上升，也无法直接算出诈骗金额。

正常销售业务中的模型测试，应有与真实产品、履约能力及客户授权相对应的资料。如果企业提出自己一直理解为合法营销，应提供当时收到的业务说明、演示页面、审核记录和后续反馈，解释这种认识的形成依据。客户合同中的合法使用承诺有证明价值，其证明力还要与实际沟通、投诉处理和定制需求一起判断。已经确认犯罪用途后继续交付，不能依靠原先的一句承诺消除责任。

把每个人的知情时间与后续任务对齐

2025年《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》第4、5条要求综合审查明知、帮助行为及情节严重，并结合帮助时间、方式、职业身份、认知能力和获利等判断明知。对具体犯罪类型认识有误，也不当然排除帮信罪的明知。不能用“我以为是另一种网络犯罪”作为当然免责理由。[2025年帮信案件意见](https://www.court.gov.cn/zixun/xiangqing/472121.html)

企业复核可以以最早的明确风险信息为起点，向前查项目接入，向后查实际处置。举报发到哪个邮箱、谁阅读并回复、负责人在会议中说了什么、之后谁批准新版本，都应保留原始上下文。同一条投诉，有人只看到系统故障摘要，有人读到完整诈骗描述，两人的认识基础可能不同。将公司收件时间直接当成全体员工知情时间，会遗漏这一差别。

2019年相关司法解释第十一条列举了经监管告知后继续帮助、交易价格或方式明显异常、提供专用犯罪工具等明知认定情形，同时保留相反证据的例外。普通安全加密、远程办公或较高服务报价，不能脱离交易背景就认定为逃避调查；如果指控依据是异常报价，应核对开发工作量、同行报价及额外服务内容。企业也不能只提交有利截屏，隐去同一对话中已经承认犯罪用途的部分。[2019年司法解释](https://www.court.gov.cn/zixun/xiangqing/193711.html)

标题设定的是“明知后继续优化”。现实案件中，明知仍是需要证据证明的事实。负责人承认自己知情，不能代替对工程师的单独审查；工程师提出自己仅执行抽象任务，也需要与权限范围、收到的材料及实际沟通相核对。

模型版本能证明哪些事，不能证明哪些事

围绕一次被指控的优化，可将证据对应到四个环节：

• 需求提出：原始工单由谁提交，业务目标怎样表述，附件是否展示虚假项目或者被害人付款信息。
• 修改完成：代码提交、训练记录和标签说明能否对应具体人员，是否存在共用账号、代提交或者自动生成记录。
• 交付使用：版本包、部署记录及服务调用日志是否证明成果真正进入客户业务，测试环境与正式环境是否混淆。
• 结果反馈：客户回传的数据究竟是点击、留资还是实际转账，是否经过核验，有无重复记录和正常交易混入。

这组对应关系既能支持指控，也可能发现限制责任的事实。某工程师提交过代码，并不直接说明他知道完整业务；一份未上线的实验报告，也不能被写成已经造成全部损失的生产版本。未上线还需继续查明有无其他已实施帮助，不能单凭一个版本未部署便断言整个项目无刑事风险。

保存版本时应保留形成时间、文件来源和原始记录，说明导出人、导出范围及操作过程。用于解释算法的图表可以另做，原始训练资料和日志不应被简化图表替代。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校验可用于复核文件有无变化，不能单独证明账号背后是谁，或训练标签的商业含义。电子数据规定第五条、第二十五条分别涉及完整性保护和网络身份对应关系的审查。[电子数据取证规定](https://www.court.gov.cn/fabu/xiangqing/26431.html)

如果关键服务器由客户控制，企业应如实列明自己能够提供的资料及无法取得的部分，交由辩护律师结合程序申请依法调取。不要为了证明系统功能擅自登录已经无权访问的客户后台，更不要重新运行涉诈任务来制作一份“效果证明”。

技术帮助达到什么程度，会影响罪名和责任范围

《刑法》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，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，为其提供相应技术支持或其他帮助，达到情节严重的，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；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，按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理。算法优化是否属于该条帮助，要审查其实际功能与犯罪活动的联系，不能因法条未逐字列出“转化模型”就排除，也不能将所有售后维护一概纳入。[刑法相关条文](https://www.shandan.gov.cn/zfxxgk/xzzfxgk/dlz_7366/xzswgk4/ggflfw_7377/fzxcjy_7379/202401/t20240115_1171810_ghb.html)

“情节严重”也要单独证明。2019年解释第十二条列有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、违法所得达到一万元等情形。一个客户不代表当然不入罪，项目合同总价也不能不加区分地全部算作违法所得。应核查涉案服务对应的收费、期间及业务内容；模型调用次数不等于被帮助对象数量，普通技术服务费更不能直接套用支付结算金额的标准。2025年意见针对银行卡、电话卡等行为的补充标准，也不宜机械移用到算法开发项目。

若证据显示服务商清楚诈骗目的，并按诈骗分工持续定制功能、配合实施，应进一步审查诈骗共犯责任。2016年电信网络诈骗意见第四部分第（三）项规定了明知诈骗而提供技术支持等帮助的共同犯罪规则，并明确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。不能仅因自己没有直接联系被害人，就排除共犯可能。[电信网络诈骗意见](https://www.sdcourt.gov.cn/wfwcqfy/443544/443535/1478393/index.html)

最高人民法院公开的翟某可案，则综合通谋、实际参与及收益分成情况，区分话务支持中的帮信与诈骗帮助犯。它提供的是比较因素，并非所有技术外包项目都适用的免责结论。转化模型若直接服务于诱骗付款，需解释其与诈骗实施的具体联系。固定收费、按效果分成都只是证据因素，不能将“没分成”写成排除诈骗共犯的硬条件。[翟某可案裁判理由及要旨](https://www.court.gov.cn/zixun/xiangqing/467611.html)

上游人员尚未到案，也不当然阻止帮信责任认定。2019年解释第十三条以被帮助对象的犯罪行为可以确认为前提，不能用客户失联代替这一证明。对于公司的责任，该解释第十四条与刑法相关规定允许追究单位及直接责任人员；实际承担责任的人员仍需逐一审查。普通员工不因劳动关系自动担责，负责人也不因未亲手修改模型而自动免责。

停止帮助时，要留下能够复核的处置记录

发现明确涉诈用途后，负责人应停止涉案优化、交付和相关运行支持，并同步保全证据。对停止时间、涉及版本、执行人员和仍存续的外部调用情况作真实记录，避免一边宣布停用，一边继续提供更新。不能为保留观察数据而放任犯罪帮助持续，也不能通过删除模型、清空工单证明自己“已经退出”。

内部核查宜分别听取业务、技术与运维人员的说明，保留相互不一致的部分，交由证据核对。将所有员工召集起来统一回答，不利于还原各自认识和操作；事后补签一套与实际不符的审核文件，还会增加证据风险。说明文件应标出亲历事实、他人转述和暂未查明事项。

已进入刑事程序的，应由辩护律师结合案件阶段提交人员分工、知情时间及版本范围方面的意见，依法申请调取有利证据。停止服务、配合查明事实和后续整改可以据实说明，它们不能抹去此前已经实施的行为，也不应被写成保证不起诉的条件。

佛山孟翔律师实务提醒

孟翔律师，广东佛山执业律师，广东尚尧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，兰州大学法律硕士。

对同时服务制造业客户和外部营销客户的算法企业，可先将受到质疑的模型版本单独列明，并给每个版本附上需求原件、知情信息、批准人和上线时间。合法业务的共用基础代码与涉案定制部分要说明清楚，避免仅因共用技术就把所有项目混为一谈。工程师准备个人说明时，具体写明自己接到的任务、能看到的业务信息及交付范围；缺少依据的地方保留待核，不用“技术中立”四个字替代事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