印刷厂承接扫描、排版服务，不能仅凭订单名称认定是在正常加工，也不能因为文件带有红头、印章图像，就直接认定经办人伪造国家机关公文。应先核实文书性质，再比较原始来稿、加工过程和实际交付，查明是否存在伪造、变造行为，以及各人对此的认识。客户后续怎样使用是重要证据，但不是必须等到客户骗到钱，才有可能追究相关责任。

假设佛山一家包装印刷企业兼做文书扫描。客户带来几页纸，要求“整理清楚，重新出一份电子版”，接单员交给制版人员，完成后通过聊天发送。后来客户把文件用于一项申请，印刷厂被询问是否参与伪造。这个假设中，最需要取得的是最早来稿和实际发出的文件。只凭财务开票写着“扫描费”，无法知道其中究竟做了什么。

红头和盖章外观，不能代替对象认定

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涉及国家机关的公文、证件、印章。客户口中的“批文”，可能是国家机关依法制作的文件，也可能只是企业内部审批、协会证明、业务往来函件或自行整理的说明。不同对象要对应不同规则，不能把所有外观正式的材料统称国家机关公文。

先核署名主体和文件所表现的公务内容。发文机关名称是否真实、是否属于相关国家机关，文号和事项是否有对应办理记录，客户提交的究竟是完整文件、摘录还是草稿，均需查明。对于真伪有争议的文件，可依法向所署机关核实形成和签发情况，不能只依据网上找到一张相似版式作结论。

文件记载国家出资企业、事业单位的名称，并不因此自动成为国家机关公文。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另对伪造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印章作出规定；这也不等于该类主体的所有虚假文字材料都直接属于第一款。涉及身份证明类证件的，还有第三款等相应规定。指出第一款对象不符，不代表其他违法责任必然不存在。

对象核清后，还应明确被指的行为。伪造一份原本不存在的机关文件，与对真实文件作未经允许的实质改动，审查事实不同；客户文件原来就有问题、工厂是否只是复制或者进一步参与制作，也需拆开。不能用“文件是假的”一句话，省略是谁、何时、怎样参与的证明。

把加工前后的差异落到具体内容

扫描时校正倾斜、清理背景污点、调整页码以便阅读，与改变批准对象、金额、日期、审批结论等内容，通常指向不同的事实。不是一切像素变化都意味着伪造，也不是只要客户称为“美化”，任何内容替换就都属于无害排版。

应把原始纸稿、初始扫描、可编辑文件、校样及最终附件逐一对应。文件名相同不证明内容相同，文件名变化也不证明实质内容被改过。可以指出某页哪一处不同、该差异在何时出现，以及有什么原始指令解释，避免只写“做过技术处理”这样的模糊结论。

识别文字后出现错字，与明知真实批复不包含某项批准而按要求加入该内容，不能作同样评价。纠错是否依照原稿、客户是否提供真实变更依据、制版人员是否发现原文冲突，都有意义。但客户自己写一张“同意修改”，不能使其取得更改国家机关已经签发文件的权限。

原稿不在工厂的，应写明由谁带走、当时是否留下扫描、客户曾发送哪些附件，依法提出调取线索。不能为了补齐版本，按现在记忆重做一份“原稿”。事后制作差异说明可以帮助理解，须注明真实制作时间和所据文件，不能冒充原来就存在的校样。

软件保存时间、作者字段和操作账号只能证明相应范围内的事实。例如文件在某台电脑被保存，尚须核对当时实际使用者及所作修改；复制文件产生新时间，也未必说明正文新改。确有争议的技术问题应依法核查，不宜由企业自行删掉复杂记录，只留下一个宣称“未修改”的最终版本。

委托要求要读完整，不能只摘“帮忙处理”

刑法关于故意犯罪、共同犯罪的规定，要求审查行为人的认识和参与，不能把接单人员、制版人员和负责人自动视作知道相同内容。一人看到了客户完整要求，另一人可能只收到“提高扫描清晰度”的任务；也可能有人明知要制造虚假文件，仍主动组织制作和交付。

核对沟通时，应保留文字、语音、附件与前后回复。客户说的是校正扫描与纸稿的差异，还是要求把纸稿本身的事项改成另一种结果？经办人有无提出疑问，客户怎样解释，其后是否要求删除批注、改称原件等？需要查明的是这些要求在具体情境中的含义，不是靠某一个敏感词定罪。

了解客户用途有助于判断，但认识范围不能被无限扩大。经办人知道客户要申请贷款，不代表已经知道提交材料虚假；知道客户要把虚构文件冒充机关真实文件使用，则与仅知道一般申请用途不同。认定伪造、变造行为，也不必要求经办人掌握客户此后每一个诈骗步骤或全部获利计划。

客户出具“用途合法、责任自负”的说明，应与实际要求一起审查。如果经办人明知是在伪造、变造国家机关文件而参与制作，单方免责声明不能消除本人行为的刑事风险。若确实受到客户欺骗，保存当时能够合理相信的材料及核对经过，对判断认识有价值；不能用案发后补签的保证书替代此前事实。

收费也只是证据因素。按正常扫描价格收取费用，不当然排除明知参与；收取较高费用，也需核是否因为加急、复杂排版或其他真实工作。不能只因没有分到客户后续取得的钱，就认定制作人员必然没有故意，也不应把所有服务收入都未经分析称作犯罪分成。

电子版、复制件和未使用，各自说明什么

文书以电子文件交付，或者印有复印痕迹，不能成为不作任何审查的理由。应结合文件内容、表现的签发来源、实际制作行为及其在相关事务中的证明作用判断。正常复制真实资料与制作冒充真实机关文件的材料，不会因为都用了扫描仪就成为同一种行为；也不能脱离具体证据，宣称所有电子图片都当然属于本罪对象。

客户说“只做展示”，应核文件是否清楚呈现样稿或演示性质、委托前后说法是否一致、实际交付的版本怎样呈现。若对方后来私自作出另一次修改，应查明这一步是谁实施、工厂有无参与认识。不能只凭客户后来违法使用，倒推工厂所有先前技术服务均是共同犯罪。

尚未交给最终使用单位，也不等于已完成的伪造行为自动消失。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并未把骗取利益成功写成统一前提；制作是否已经完成、具体参与是否构成犯罪，仍须按相应事实和法律条件判断。没有造成某种损失，可能影响具体评价，却不能代替对行为本身的审查。

反过来，仅提出一个尚未实施的普通扫描需求，不能因为客户后来产生非法打算，就把服务方已经定性为伪造者。需要在证据中明确实际做到哪一步、交付了什么，以及经办人当时的认识。一般违法、犯罪构成和情节轻重应逐层分析，不靠一句“碰到公文都危险”扩大责任。

佛山孟翔律师实务提醒

被询问后，先保存实际收到和发出的文件、完整委托沟通及原始操作记录，停止尚待核明的可疑加工。不要让客户重新发一份“没有问题的原件”覆盖旧文件，也不要要求员工把各自记不清的内容写成统一版本。已经依法查扣、封存的载体，应按有关要求保管，不擅自打开修改。

准备交给佛山刑事辩护律师的材料时，按每一份文书列明所署机关、来稿来源、实际差异、经办人和交付情况。对不同意见标注具体争点：是文书性质未清、改动不由本人实施，还是没有证据证明本人认识虚假内容。三种意见需要的证据不同，不宜混成一句“只是技术人员”。

如果确实存在共同故意，再审查各人的具体作用。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，对于从犯，应当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。适用时须先确认共同犯罪成立且本人起次要或辅助作用，不能按印刷从业人员的身份直接认定。真正不存在故意参与的，应围绕构成和证据提出意见，不能为了显得配合就先接受从犯结论。

公诉案件有罪举证责任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要求，不会因企业主动整理资料而改变。真实原稿、连续版本和完整指令能够让普通加工、实质改动及主观认识分别接受检验；材料名称、职业称呼或一份免责声明，都不能单独代替这些判断。

法律依据：[《刑法》](https://www.samr.gov.cn/zw/zfxxgk/fdzdgknr/bgt/art/2025/art_890f1333b6284c3cbb225c3cd2647c4b.html)第十三、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七、二百八十条；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一、五十五条。本文为一般法律信息，文中场景为假设。